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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选国: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社会工作的想象力|社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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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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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始终伴随着如下问题展开,即社会工作到底是不是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是否具有科学性、社会工作是否可以视作一个学科等等。实质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对社会工作的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的回答。如果以玛丽·里士满1917年发表的《社会诊断》一书作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标志和开端的话,至今刚好有100年的历史。我们要问的是,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中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使得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及历史延续性?

01、问题提出:社会工作的学科起点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开端的缔造者,里士满为社会工作建构了“人在环境中”的重要方法论机制,成为后世社会工作实践进程的核心指导原则。从里士满在《社会诊断》一书中以个案社会工作为主线进行专业标准建构的尝试来看,社会证据是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她从案主个人及家庭史、亲属资源、医疗资源、学校资源、邻里资源、雇主和其他工作资源等方面构建了个案服务的专业化诊断过程。不难看出,在里士满的著作中已经凸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雏形。她进一步针对当时各类社会弱势群体分析了社会诊断过程中的多重变量。里士满建立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标准、尤其是建立了以个案工作为代表的诊断体系,为社会工作的科学性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但是,通过深入思考则会发现,这种旨在将社会工作打造为一门类似于医学、心理、司法等专业的尝试,仍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石。

这里提出的“理论基石”,指的是社会工作在何种理论奠基下成为社会工作的。尽管在社会工作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以大卫·豪为代表的客观—主观、激进—秩序两个维度所构建的四种范式,以佩恩为代表所构建的反思性—治疗性理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和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理论范式,以及新近出现的公民社会工作范式、发展性社会工作范式、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工作范式等。但是,上述理论并未从真正意义上回答 “社会工作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尤其是没有聚焦于社会工作中的“社会” 进行专门阐释,使得社会工作难以体现出其对于“社会”的特殊品质。这将社会工作推向了“社会工作何以可能”的尴尬境地。换言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的”或者“为社会”的学科,其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是什么?

02、“社会何以可能”的社会学理路

这种思考将我们带向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的学科内核或逻辑起点上。众所周知,社会学是致力于探究“社会何以可能”问题的专门学科,但实际上,经济学、政治学也同样关注“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那么,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较而言,对于“社会”的研究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这就给本想以关注“社会何以可能”的社会学造成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尴尬处境。其实,社会学在探究和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确实有其自身特征和独特逻辑所在,正如伯格所说的,“社会学家并非观察不为任何他人所知的现象,而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观察同一现象”。那么,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是什么呢?这意味着,社会学必须要借助“社会的”(social)和“社会性”(the social)等含义不明的实体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只有弄清楚“社会的”和“社会性”的具体含义,才能够真正彰显社会学视野中“社会”的意义和内涵,尤其是有关“社会”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涵,进而构成社会学想象的基本内容。

纵观经典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核心逻辑起点,尤其是有关“社会的”和“社会性”的理解,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内涵:一是与原子论对立的关联性与互动性;二是与抽象性对立的相对性和具体性;三是与神秘性对立的世俗性。上述多重“社会”内涵将社会学的逻辑起点聚焦于“社会性地解释社会现象”,也即 “社会性地解释社会何以可能”,而不是通过经济学、心理学或政治学视角来解释“社会何以可能”。这种“社会性地解释社会现象”(explaining the social socially)与“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内在一致。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对任何社会现象包括个人命运的理解和把握都应该置于其所处的整体的历史与社会脉络之中。质言之,就是把“环境中的个体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加以区分,以此来理解个人环境的变化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尽管“社会学的想象力”一词直到1959年才由米尔斯提出来,但在社会学学术史中,其实际发生却较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孔德、涂尔干等人,并由马克思作了集大成的阐释。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也即,要根据一个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构成这个背景的物质生产关系等要素来考察该思想的产生、性质、内容及表现形式等。其中,特定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和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难看出,“社会学的想象力”突出了社会学在面对“社会何以可能”问题时的独特方法论视角,因此,米尔斯将其称为社会学家应有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有助于指引社会学家将构成社会的各种原则和行动放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审视和考察。可见,社会学对于“社会何以可能”的理解和回答,是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品质而得以可能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追求的是对人们面临的困扰进行社会性解释的逻辑,实质上就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加以解释的社会学方案。但是,以个体困扰和公共议题加以结合并进行社会性解释的社会学,在社会急剧转型,尤其是在素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称的中国巨型社会,如何对个体或群体的困扰进行社会性地解决?这表明,“社会学的想象力”自身存在明显的限度:将“社会”视为一个高度刚性的有机体而否定了个体的能动作用,进而导致人的主体性的缺失,反而会促成整体性单一“社会”的生产。同时,更为重要的缺陷可能在于无法为个体困扰及其公共议题之间提供有效的连接通道。这是社会学并未涉足的关键议题。

03、从科学化到学科化:社会工作学的生成之道

尽管“社会学的想象力”为人们看待社会现象或理解自身问题提供了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视角,这与社会工作传统中强调“人在环境中”的核心理念是相通的。但是,在社会工作历史进程中对于“人在环境中”的理解存在着两种导向及其分野:一是机械论视角下对科学性和证据为本的追求;二是伦理学视角下对人的主体性和环境正义的关注。正是前者对于证据为本的追求可能约制着后者强调的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并造成诸种非人性后果。因此,在如何对具有主体性的人所面临的各种困扰进行社会性的回应方面,“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人在环境中”的理念都需要进行拓展。其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尤其是 “结构二重性”思想为破解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区隔关系提供了中枢变量;一些社会学家对于地方性、历史性、相对性的回归,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关照等努力,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拓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从社会学有关“社会性地对社会现象加以解释”,或者“社会性地”对“社会何以可能”问题的方法论解释中可以为建构社会工作的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提供怎样的启示?要对这个问题加以回答,必然涉及三个相倚的关键问题:一是社会工作是一个学科吗?也即社会工作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二是如果社会工作学是可能的,那么,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换言之,其学科内核是什么?三是在这样的学科内核指引下,结合中国情景,中国社会工作学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学科框架和体系?接下来笔者主要尝试回答前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一个系统浩大的工程,将另行撰文探讨。

关于社会工作是否是一个学科的问题,结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工作的最新研究进展,在近100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争取到作为科学的合法性地位,并在其科学化过程中为社会工作的学科化奠定了基础。这其中,John Brekke提出并大力倡导的“Science of Social Work”观点,实质上就是试图对社会工作的学科目标进行建构。之所以要建立社会工作学科,是因为专业建设的目标要从“科学化”转变为“学科化”。建构社会工作学的目的是为了界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独特性,形成学术与方法的一致性,确立社工的科学意识,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按照Brekke的论证,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了三个核心建构:生理心理社会视角、人在情景中和促进改变的服务体系,前两者体现了“社会”含义,后者展现为“工作”内容。这种基于社会工作百年科学化进程所提出的学科化追求,引发了国际社会工作共同体的激烈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社会工作学科必然要求在实践方法中注入科学知识、在研究中注入科学方法,以及在教育和实践指导中注入科学知识。质言之,社会工作正在从一种单一的专业、科学和艺术迈向一种具有整合性的学科体系(SoSW),这要求社会工作共同体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科学方法来因应社会工作内外的诉求,并通过明确其知识主张(将其视为一种科学)及其实践主张(将其视为一种专业)来定义社会工作是什么,以及社会工作真正想要成为什么。

那么,在这种学科化努力下,社会工作是什么,以及它想要成为什么呢?Brekke给社会工作下了一个新的定义:(1)社会工作专业由经过培训并获得执业资格的社会工作者组成,他们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运用一系列理论和变革策略,聚焦弱势群体的同时关照人类的整体福祉;(2)社会工作是一门整合性科学学科,它涉及多领域、具有多个核心结构和特征,越来越多的文献批判性地阐释其产生的基础。该定义扩大了社会工作的范畴和目标。这个定义与IFSW、IASSW于2014年7月在墨尔本发布的全球社会工作新定义基本上一致。全球社会工作的新定义指的是,“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实践为本的职业及学科,它推动社会变迁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赋权并促进人的解放;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等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基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本土知识的理论,社会工作促使人和外在结构能够应对人生挑战并增进福祉。”二者共同强调了社会工作的整合性学科特征,强调社会工作实务不仅应该关注个体自助,还要注重对外在社会结构的调适,以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福祉。这就要求社会工作应该更加注重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连接性,突出了社会工作对于不同国家与地区政治性、道德性、情境性的本土性关怀。这种新的专业话语叙事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内在相通的。

04、“社会工作的想象力”与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探微

上述论点表明,社会工作在迈向专业学科化过程中,需要找寻到其核心结构与特征。但是以往研究对社会工作学的核心结构尚未进行明确的论述。围绕社会工作对于个体与社会福祉的关照,笔者指出,社会工作的核心逻辑在于“社会性地促进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加以连接”,这就实现了从社会学作为“社会性地对社会现象加以解释”(“社会学的想象力”)过渡到“社会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求”上来。我们将这种“社会性地促进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加以连接”称为社会工作学独特的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可以用“社会工作的想象力”(the social work imagination)来指称。所谓“社会工作的想象力”指的是,除了将个体、群体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时空下来理解以外,还需要通过各种“社会的”方式来促成这种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的连接。正是这种对社会工作学的学科内核的建构,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从方法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从解释到行动面向上来。

以往有关社会工作本质的叙事中,常常把社会工作理解为“专业性地”(professionally)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服务的助人事业或社会技术。这里的“专业”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流变,从社会工作因应社会问题而生,逐渐演变成一种技术为本的专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工作越专业,越远离社会。这种专业与社会的悖论进一步导致社会工作沦落为“堕落/不忠的天使”(Unfaithful Angels)。这表明,社会工作所谓的“专业性”逐渐抛弃了其“社会”的元素,导致一种“去社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逻辑。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无社会”的专业社会工作将会是怎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化并不等于专业性。社会工作在专业化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诸多因素而导致其专业性难以彰显。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性,应该是充分彰显“社会性”元素的。这种“社会性”体现出社会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社会需求,尤其是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的独特使命和社会关怀,缺少这些,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一系列学者形成了共同的呼吁,旨在对当下社会工作进行反思以呼唤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的回归,以及对社会性的关注。

上述有关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转向,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对社会工作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的强烈关怀。但是,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到底指什么呢?如何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社会工作的想象力”连接起来?关于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论述,笔者曾结合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从社会公正、社会理性、社会保护以及社会团结四个维度进行了论述,其中,社会公正是社会工作的价值旨归,社会理性是社会工作的行动原则,社会保护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功能,社会团结是社会工作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所具有的四个核心维度,是对“社会工作的想象力”的具体阐释,即通过社会公正、社会理性、社会保护以及社会团结的追寻,成为社会工作“社会性地对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加以连接”的根本策略。质言之,“社会”本身成为社会工作的核心品质,“社会性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responding to social issues andsocial needs socially)成为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这种“社会性”特征或方法论取向及其背后有关人与社会的本体论基础,从根本上区别于心理学、医学、精神病理学等其他学科对于人的需求的回应逻辑。

如何“社会性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呢?这就需要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研究、政策等能够瞄准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注入上述领域之中,通过“社会性地”提供专业服务,促进个体、群体困扰的解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所具有的“社会性”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受制于特定时空下的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要素。这就需要将社会工作放置于具有国家性、地方性、历史性、情景性等的脉络之中加以考察。正因如此,产生于西方特定历史、宗教与政治语境中的社会工作价值和理论体系并不能有效地适用于独特的中国语境,甚至在中国这个巨型体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所共享的价值和文化信念等,都是有差异的。这就要求打破社会工作长期恪守的“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的“幽灵”规则,将社会工作带回特定历史、地方性之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带回“日常生活实践”之中。这正是“社会工作的想象力”所具有的深层含义,是“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对于不同时空下的社会工作作出的情境化要求。

05、结语: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学的专业使命

质言之,中国社会工作学的学科内核应该放置在特定中国社会生活情境之中来建构。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变,驱使着社会工作必须聚焦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生活质量,同时要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诸多社会发展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工作必须致力于将人们所面临的处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结构加以连接,认清全社会对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实的突破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根本着眼点。这种重要国情决定着我们必须将社会工作拉回中国情景之中,将社会工作置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当代范式框架下进行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亟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科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聚焦中国实践凝练出一批中国经验,以中国经验谱写社会工作的中国模式,以中国模式丰富世界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体系。如果这样的事情迟迟不做,就难以彰显社会工作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社会保护功能,难以发挥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性作用,也难以真正实现社会工作在当代复杂社会中的使命。


因篇幅有限,参考文献省略。原文参见《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徐选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7CSH05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嵌入性治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6ESH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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